□杨澜
　　
　　我比较熟悉的中国电视主持人，通常有以下四种困惑。

其一，如何找到一个更大的平台。王志、朱军、董卿都会告诉你他们的共同经历：在地方电视台起步，渴望全国性的平台。于是选择放弃已经取得的功名，只身前往北京。住地下室也好，在节目组之间“流浪”也好，热闹的晚会之后，独自一人举目无亲也好，总之抱着十二分的诚心，付出十二分的努力。他们成功了，远有更多的他们在困惑着：该回去，还是继续向前？

其二，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节目类型。比如曹可凡、袁鸣，在主持综艺节目中成名，但渴望职业更长久，能制作一些“留得下来”的东西。就这样选择放弃“熟练工种”，或读书，或开创新的栏目。这期间要忍受寂寞，要在小得多的预算空间中做道场。特别是这种转型需要时间，要熬得起才行。

其三，自己想做的事得不到足够的认同。比如崔永元，比如张越，他们很看重主持人的社会责任感。当收视率和文化追求发生冲突时，他们宁愿选择后者，也不愿赚取廉价的眼泪或渲染暴力等负面内容。但这就要面临节目播出时间边缘化的可能。

其四，平台也好，节目也好，收视率也不错，但困惑是前方没有领路的，后面却有不少人追随。下一步往哪走？跟谁商量？怎么办？白岩松在此次论坛上首次提出他所面临的“玻璃天花板”，让我明白了他“渴望年老”大概是因为，等到头发白的时候，问题的答案就“其义自现”了。

当然，头发白了不意味着就没有困惑了。“60分钟”的主播兼编辑莫里．塞弗先生做了半个世纪的记者，得了九个艾美奖，困惑也不见得小：“电视台的管理层现在总跟我们说，要把新闻做得更适合18－49岁的观众看。但我不明白的是，既然年轻人有其他获取新闻的渠道，不看电视，那我们又何苦去讨好他们呢？”

还有，他也不明白，“都说要把复杂的国际问题说得简单些、再简单些。可是实际上它们就是复杂的，简单化的结果是美国人根本不懂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！”老爷子一提这事就气呼呼的。

　　还是“60分钟”的创始人兼制片人唐．休伊特先生给我的启发最大。自他1968年创立该栏目以来，它连续22年收视率稳居全美前十名。他不仅慧眼独具地挖掘培养了克朗．凯特、丹．拉瑟、华莱士等头牌主持人。并第一个提出“新闻主播”(Anchor)这个概念，至于第一个推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，第一个把演播室安置在事发现场，第一个推行“嵌入式”随军报道等创举，更让他在业界广受尊敬。他说，其实主播们不必有这么多烦恼，这些困惑是有答案的，那就是把故事讲好。“给我讲一个故事”，这是他从业以来问每个主播的第一句话。他认为再高的新闻追求，再复杂的采访过程，也要回归这句话，因为它是新闻诞生的最初原因。

“谁说这是件容易的事！这甚至是不可学习的。有些人血液里就是有这种禀赋，他们能让观众在听过之后一拍脑袋：‘哎呀，我过去怎么不知道呢！’”

为了说好故事，他要找到个性鲜明的主播，还要把不同性格的主播组合在一起，相映成趣；为了说好故事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拿到第一手采访，包括冒着生命危险走上战场，也包括买下河上惟一的游艇，然后让船长把其他电视台的记者都赶下船去；为了说好故事，他要备下足够的律师费，应付那些被揭短的大公司的起诉；为了说好故事他也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，自己出镜承担所有责任。说故事，可真不简单，有时把开头、结尾换个位置，效果就有天壤之别。

中国的环境有很大不同，但是在我们的节目，是不是已经做得足够好呢？“60分钟”所形成的公信力，取得的收视率，以及累积的20亿美金的利润，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。新闻不是娱乐，但一定要有娱乐性，这种娱乐性就是引人入胜的本领。

我似乎明白了。但，转念一想，新的困惑产生了：如果爹妈没有给这种天赋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